从法制到法治，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一个重大的飞跃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法制是制度，法治是理念。法治作为理念进一步提出我们除了经济制度的改革，还要有政治制度的改革，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，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　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中国法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作为著名的法学思想家、法学教育家，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、终身教授江平致力于推进中国法学理论、教育、司法实践的进程，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引路人。“只向真理低头！”，江平正是凭借这股对真理的追求将法学理想与中国现实结合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体系建立与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今年9月的一天，本刊记者如约叩响了江平教授的家门，江平教授微笑着迎门而来，一双温暖的大手握紧记者，用纯正而标准的普通话招呼着将记者引入客厅。江平教授的家位于北京一幢并不起眼的民居内，屋内装修简单而又不失庄重，墙上挂满了饰品以及照片，桌台上摆满了各种仙人掌。采访过程中，家中来访者络绎不绝，江平每每总是起身外出亲自接待致意。这种质朴情怀与大家风范让记者联想到刘禹锡《陋室铭》中的名句：“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……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作为中国法学界泰斗，江平教授虽已78岁高龄，仍精神矍铄、声如洪钟，而更令人感佩的是凝练在他身上的法治精神，这种精神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伴随着思想的火花喷薄而出。时而舒缓时而紧缩的眉头与这位法律人心忧天下的情怀跃然眼前。

　　中国法治的四条主线

　　大地：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，30年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，您如何评价这三十年中国所走过的法治历程？中国在法治层面取得了哪些进步？

　　江平：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我始终认为我们国家有两条主线，一条是市场经济，一条是依法治国。市场经济体现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，这是世界所公认的；法治建设怎么样呢，应该说三十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　　就法治而言，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的主线有四条。

　　第一条法治主线是人治和法治。从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，人治和法治的基本观念有两个：第一，我们不应该以人的变动来主导国家的命运，只有制度的稳定，我们才可以保障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因人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人治和法治最关键的区别。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够由一个人来决定，而是应该由制度来决定，这个制度就是法律。第二，是人治和法治观念的变化，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到的，党和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运作活动。这句话的根本含义是制度和人的关系，制度应该在人之上，而不是在人之下。现在从人治到法治，制度应当高于人，制度应该管着任何人。改革开放三十年，这种观念应该是改变过来了，我们能够在三十年保持政局的稳定、政治的稳定，我看这个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始，邓小平提出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，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”就是法治高于人治的最主要说法。现在看来，三十年做到了大部分是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了，初步解决了人治和法治的矛盾关系。当然是不是都做的那么好？也可以看出来，现在人治的痕迹还很重，有些地方还是县长的话高于一切，到了基层支部书记的话可能高于法律，这些现象都存在，我们是不是把法治和人治关系都解决好了？应该有很多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，但至少法治这个基本的东西有了，这是第一条主线。

　　第二条法治主线是国家和社会。我们以前的社会是国家干预过多，过去是国家无孔不入的干涉，经济完全国家计划，甚至老百姓的生活、教育、婚姻、生育、任何一切都是国家来干预。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给社会以更多自治的地位。社会要讲自治，没有国家干预的时候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，比如社会有经济发展的职能，家庭婚姻的职能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改革开放来经济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给企业松绑，给企业让权放利，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。这个自主权就是不是国家来干预一切，我们企业做到了这一点，其他方面也在给社会更大的自主权，包括教育、医疗等方面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强调国家就是强调专政的力量，国家靠强制力；强调社会就是更多强调社会公平。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，过去法律就是国家强制的工具，现在法律是社会公平的工具，到底是强调国家强制还是强调社会公平，这是法律一个理念上的巨大转变。

　　而在我们企业的改制、国有企业的变化，整个都体现了给予市场、企业、社会、公民更多自主的权利，不要什么都是国家来干预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律方面很重要的体现。当然，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有不足，企业都搞公司化了，自治很明显；但是其他方面还不够，大学的自治还不够、医院体制也要改革，所以社会自治应该包含高等学校的自治。但现在行政的干预、权力的过分干预在社会里面还没有完全消除，所以社会自治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来提倡和发挥。这个社会自治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完善。随便举个例子，我们国家的环保主要靠环保局等国家行政机关来管理，西方国家环保主要靠民间组织，绿色组织、绿党等等，社会的人自发地来发起绿色组织。我们的环境保护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应该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自我解决，不是单纯地靠国家机关来解决。所以，把国家的功能改变成社会的功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变化，也是将来发展很重要的方面。

　　第三条法治主线是公权和私权。三十年改革开放很重要进步是私权的扩大，这个“私”包含三个方面，私营企业、私人财产、私人权利，我们过去一切都是国家为本，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私人的作用很重要。私人的财富不增加、私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，那么这个国家也不行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私营企业、私人财产、私人权利的扩大和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红线。我们也认识到了民营企业的作用，认识到私人财产保护的重要性，去年物权法确定了私人财产的保护和国家财产的保护一样，这个理念形成并体现在法律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国家如果连私人财产都保护不了，还有什么社会利益，国家利益？公民还有什么积极性？我们认识到了私人财产保护是社会一个重要的基础，而与此同时，公权力必须受到限制。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公权力绝对庞大、私权利绝对没地位，私人财产也没有任何地位，我们看到过去都是这样。所以法律从这点考虑，包括《物权法》、将来的《民法典》，权利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内容，权利保护再说透了就是人权。私人权利包括民事权利、社会权利、政治权利，这就是人权了，人权高于一切啊。

　　我想私权的重要性是这样，同时就涉及到作为公权的限制，我们的行政诉讼法，民告官的制度；我们的物权法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等，都体现了这个机制。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，这个问题不能够视而不见，不能够避言不谈。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任何社会都会有，解决好这个问题，就要有限制、制约、监督公权力的机制，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够完善。过去公权力过分庞大，必须给予必要的限制。

　　第四条法治主线是从法制到法治，从刀“制”到水“治”，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一个重大的飞跃。如果开始讲法律就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，没有制度不能叫法律，法律就是制度。现在看来，光有制度不行，制度仍然是人可以随时改变的，况且制度也有好有坏，法律也有善法、恶法，这个大家都有认识了。限制老百姓权利的可能是恶法，有的恶法并不涉及到人，而是涉及到经济，如果经济制度已经不能够促使经济发展，而是拖后了，这也是一个恶法。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从过去所说的无法可依，到有法可依了，但是法律还要不断完善。法制和法治一个不同点在哪里呢，法制是制度，法治是理念，制度和理念是不一样的，法治作为理念很重要的内容是保障人权，给予人更多的自由，建立民主政治制度，我想这些理念进一步提出我们除了经济制度的改革，还要有政治制度的改革，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，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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